年底，国内4家研究机构——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中华鲟研究所、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、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、水利部中国科学院水工程生态研究所监测发现，野生的中华鲟已经持续2年没有产卵。处于长江入海口的长江口中华鲟自然保护区管理处也证实，2014年未监测到新出生的中华鲟幼鱼游入大海。长江口中华鲟保护区是中华鲟幼鱼游入大海的最后一站，这里没发现，那基本上能证明长江上游——中华鲟的产卵场——真的没有繁殖。
而事实上，这已是长江流域连续两年没有监测到野生中华鲟幼鲟。也意味着，2012年、2013年两个自然年，长江流域基本没有中华鲟繁殖。
业界普遍焦虑：如果这种状况仍然持续，野生中华鲟有可能灭绝。它们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1.4亿年，正因为与恐龙属于同时代，被称为“水中活化石”。
不过，这样的焦虑在今年4月有了一线转机。
今年4月，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向外界透露，2015年4月16日，科研人员在长江口长兴岛南部、长江隧桥东部水域监测到一尾野生中华鲟幼鱼。经东海水产研究所科研人员鉴定，此次发现的中华鲟幼鱼为2014年秋天产卵繁殖。往年，上游秋季繁殖的中华鲟幼鱼洄游至长江口，最早也要等到次年5月中上旬，且幼鱼体长多在15厘米左右。此次监测到的时间比往年提前了约一个月，而幼鱼体长仅10厘米。
此消息一经媒体发布，最先炸开锅的，是正黯然神伤的业界。欢欣鼓舞的自不在话下，当然，质疑者也有：凭什么证明发现的就是中华鲟而不是其他鲟？又怎么证明是野生中华鲟幼体而不是逃逸出来的养殖中华鲟？
事实上，4月中下旬，业界对发现的是不是野生中华鲟尚有争论。正方专家表示，研究这么多年，不会中华鲟也不认识。难道要把好不容易监测到的幼鱼拿去做监测，万一出状况怎么办？
好在，争论尚未持续多久，中华鲟幼鲟又陆续“浮出水面”。
2015年4月21日，保护区管理处在上海长江大桥以东3公里水域监测到一尾鲟鱼幼体。经专业机构分子鉴定，确认为中华鲟。
接下来的时间，中华鲟幼鱼像约好了似的，成群而来。每天，保护区管理处都要接几十个爆料电话，都是渔民发现中华鲟幼鱼，要送到管理处。保护区只能紧急扩建暂养池……
截至6月16日，保护区管理处已在长江口水域监测到野生中华鲟幼鱼545尾。而截至记者发稿，送到保护区管理处的中华鲟幼鱼已经超过一千尾。“大多都是一两年的幼鲟。受伤的我们立即救治，无恙的放回水域，已经死亡的，要么做成样本，要么送去第三方机构检测，确定万无一失是野生中华鲟。”陈锦辉介绍。
而从长江流域江苏段传来的消息，今年，他们也监测到中华鲟幼体。其数量也是近三年最多。
此时，专家基本达成一致，今年监测到的，基本就是野生中华鲟，首先，有权威的第三方机构做比对，证明就是野生中华鲟；其次，如果是逃逸出来的人工养殖中华鲟，数量不可能这么大。
“今年在长江口监测到中华鲟幼鲟，就证明去年秋冬季，在长江中上游，应该是有中华鲟繁殖的。而且，从长江口中华鲟幼鱼监测数量来看，今年的监测数量相对较高，是2004年以来的第三高，说明去年野生中华鲟产卵群体具有相当规模。”保护区管理处刘健说道。
仍旧难寻“第三产卵场”
繁殖需达到四个要求
中华鲟幼鱼为什么再现，如果原有产卵场没有繁殖，那么新的产卵场在哪里？为什么今年最初监测到的时间比往年提前？
这一切，要从葛洲坝截流说起。
中华鲟存在的1.4亿年间，每一代都出生在长江淡水水域，幼鲟顺流而下，游入大海，等到性成熟后，再沿着“来时路”溯源而上，回到长江淡水流域繁殖。一般雄性中华鲟至少需要8年，雌性中华鲟需要14年。
至于溯河洄游的机理，目前还是一个谜。但可以确定的是，在葛洲坝建坝之前，中华鲟的繁殖地在长江上游600多公里的金沙江段，有史料可查的产卵场至少有16处。但1981年，葛洲坝建坝截流。许多老渔民都目睹了那一刻，逆流而上的中华鲟因为无法越过大坝，有些“傻傻地”撞上大坝，有些被迫在坝下徘徊，它们中不少被发电水轮机拦腰截断，或是被捕上岸，成为餐桌上的菜肴。
科学家们随后发现，失去长江上游的产卵场后，中华鲟在葛洲坝下游5公里宜昌江段寻找到了新的产卵场，这是近些年来，科学家证实的几乎唯一的产卵场。因为少而珍贵，这里成为中华鲟的重要保护区。
与之相应的，则是中华鲟野生种群数量的急剧下降。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危起伟介绍，葛洲坝截流前，长江里的中华鲟繁殖群体能达到1万余尾，截流后，1983-1984年骤减到2176尾，2000年仅有363尾，2008年，许多专家估计仅有不到200尾中华鲟参与繁殖，农业部就此暂停了科研捕捞。
事实上，中华鲟的繁殖能力并不低，在葛洲坝截流后的第2年，科学家们发现在被挤压后的产卵场大量的鱼卵堆积成了小山，一条鱼的鱼卵能占到体重的1/4，而一条野生的成年中华鲟，能长到200至300公斤。危起伟认为，只要他们还能继续繁殖，野生种群的存续就有希望，然而到了2013年和2014年，这个最后的产卵场无奈宣布：没有监测到中华鲟幼鲟。
早在今年4月，东海水产研究所监测到今年第一尾中华鲟幼鱼的时候，研究所副所长庄平就分析认为，要么中华鲟在离长江口更近的地方寻觅到了新的产卵场，要么就是在原先的产卵场提前繁殖。
而危起伟则认为，其寻找到新的产卵场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，但是这个新的产卵场在哪，产卵场会不会发生转移，以及今后是不是同样能监测到中华鲟幼鲟，这些都是未知数。
其告诉早报记者，中华鲟的繁殖，简单说，需要达到四个要求：一是流速；二是温度；三是要有亲本中华鲟；四是河床质。从这些方面综合分析，他推测，新的产卵场应该不会在河口一带，也就是不会在江苏上海一带。
其称，中华鲟的繁殖，需要河床不是泥，起码要有鹅卵石或者粗砂。因为泥底很容易使中华鲟鱼卵窒息。就这一点来说，长江中下游的河床基本都不太符合要求。
而葛洲坝对中华鲟的影响，除了负面影响之外，客观上也有一些新的状况出现。比如，截流蓄水后，其水质相对变清，将粗砂冲走，河床变硬。按照现有的情况分析，长江中游水流速度基本能满足中华鲟对水流的要求。
再就是温度。此前，科学家们对于原有产卵场两年未检测到幼鱼的原因，疑点大多集中在水温上。业界普遍认为，适宜中华鲟繁殖的水温为16℃~20℃，这是一个很小的变化区间，在中华鲟10-11月繁殖期中，若是水温达不到这个区间，中华鲟则无法顺利繁殖。
河海大学夏自强等人分析认为，受葛洲坝滞温影响，2012年宜昌江段的10月平均水温分别为20.4℃和21.4℃，高出多年平均值19.7摄氏度。到了2013年和2014年，待产卵的中华鲟一直等待到12月，水温还是没有降到20℃以下，记录显示当年产卵期平均水温23.8℃，它们的性腺退化，最终失去了产卵的时机。
当然，对于这一说法，目前科学界尚处于争论阶段。不过，危起伟认为，综合中华鲟繁殖的四个主要条件，他认为，如果有新的产卵场的话，其中位于湖口段的可能会更大。“但是即使将可能性缩小到这一段，其范围也在几百上千公里，要寻找绝非易事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