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茶文化确实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,它一开始出现就不同凡响。现在一提起茶文化,有人立即想起明清文人在茶室、山林消闲避世之举,或者清末茶馆里斗蛐蛐的八旗子弟、遗老遗少。其实,茶文化产生之初便是由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开始的。两晋南北朝时,一些有眼光的政治家提出“以茶养廉”,以对抗奢侈之风,便是一个明显的佐证。


我国两汉崇尚节俭,西汉初,皇帝还乘牛车。东汉国家已富,但人际交往和道德标准,仍崇尚孝养、友爱、清廉、守正,士人皆以俭朴为美德。东汉人宋弘家无资产,所得租俸分赡九族,时以清行著称。宣秉分田地于贫者,以俸禄收养亲族,而自己无石米之储。王良为官恭俭,妻子不入官舍,司徒吏鲍恢过其家,见王良之妻布衣背柴自田中归。尽管在封建社会中这样的官吏是少数,王公贵族也很奢侈,但整个社会风气仍以清俭为美。汉末与三国虽门阀日显,但尚未尽失两汉之风。故曹操虽有铜雀歌舞,仍要做出点节俭的姿态,“亲耕籍田”,并临逝遗言:以时服入殓,墓中不藏珍宝。


两晋南北朝时尚大变。此时门阀制度业已形成,不仅帝王、贵族聚敛成风,一般官吏乃至士人皆以夸豪斗富为美,多效膏粱厚味。晋初三公世胄之家,有所谓石、何、裴、卫、荀、王诸族,都是以奢侈著名。《晋书》卷三十三载,何曾性奢,“帷帐车服,穷极绮丽,厨膳滋味,过于王者”,每天的饮费可达一万钱。何曾之子何邵更胜乃父,一天的膳费达两万。任凯看着不服气,一顿饭就花万钱,还说:没什么可吃的,无法下筷子。石崇为巨富,庖膳必穷水陆之珍,以锦为障,以蜡为薪,厕所都要站十几个侍女,上一趟厕所就要换一套衣服。贵族子弟,闲得无可奈何,以赌博为事,一掷百万为输赢。玩够了又大吃大嚼,乃至“贾竖皆厌粱肉”。东晋南北朝继承了这种风气。南朝梁武帝号称“节俭”,其弟萧弘却奢侈无度。有人告发萧弘藏着武器,梁武帝怕他作乱,亲自去检查,看到库内皆珍宝绮罗,还有三十间专门用来储存钱币,共有钱三亿以上在这种情况下,一些有识之士提出“养廉”的问题。于是,出现了陆纳桓温以茶代酒的故事。


《茶经》和《晋书》都曾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:东晋时,陆纳任吴兴太守,将军谢安常欲到陆府拜访。陆纳的侄子陆椒见叔叔无所准备,便自作主张准备了一桌十来个人的酒馔。谢安到来,陆纳仅以几盘果品和茶水招待。陆椒怕慢怠了贵客,忙命人把早已备下的酒馔搬上来。当侄子的本来想叔叔会夸他会办事,谁知客人走后,陆纳大怒,说:“你不能为我增添什么光彩也就罢了,怎么还这样讲奢侈,玷污我一贯清操绝俗的素业!”于是当下把侄儿打了四十大板。陆纳,字祖言,《晋书》有传。其父陆玩即以蔑视权贵著称,号称“雅量宏远",虽登公辅,而交友多布衣。陆纳继承乃父之风,他做吴兴太守时不肯受俸禄,后拜左尚书,朝廷召还,家人问要装几船东西走陆纳让家奴装点路上吃的粮食即可。及船发,“止有被袱而已,其余并封以还官”。可见,陆纳反对侄子摆酒请客,用茶水招待谢安并非吝啬,亦非清高简慢,而是要表示提倡清操节俭。这在当时崇尚奢侈的情况下很难得。


与陆纳同时还有个桓温也主张以茶代酒。桓温既是个很有政治、军事才干的人,又是个很有野心的人物。他曾率兵伐蜀,灭成汉,因而威名大振,欲窥视朝廷。不过,在提倡节俭这一点上,也算有眼光。他常以简朴示人,“每宴惟下七奠拌茶果而已。”他间陆纳能饮多少酒,陆纳说只可饮二升。桓温说:我也不过三升酒,十来块肉罢了。桓温的饮茶也是为表示节俭的南北朝时,有的皇帝也以茶表示俭朴。南齐世祖武皇帝,是个比较开明的帝王,他在位十年,朝廷无大的战事,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。齐武帝不喜游宴,死前下遗诏,说他死后丧礼要尽量节俭,不要多麻烦百姓,灵位上千万不要以三牲为祭品,只放些干饭、果饼和茶饮便可以。并要“天下贵贱,咸同此制”,想带头提倡简朴的好风气。这在帝王中也算难得。以茶为祭品大约正是从此时开始的。


我们看到,在陆纳、桓温、齐武帝那里,饮茶已不是仅仅为提神、解渴,它开始产生社会功能,成为以茶待客、用以祭祀并表示一种精神、情操的手段。当此之时,饮茶已不完全是以其自然使用价值为人所用,而且已进入精神领域。茶的“文化功能”开始表现出来。此后,“以茶代酒”,“以茶养廉”直成为我国茶人的优良传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