饮茶之风与晋代清谈家有很大关系。
魏晋以来,天下骚乱,文人无以匡世,渐兴清谈之风。到东晋,南朝又偏安一隅,江南的富庶使士人得到暂时的满足,爱声色歌舞,终日流连于青山秀水之间,清谈之风继续发展,以致岀现许多清谈家,这些人终日高谈阔论,必有助兴之物,于是多饮宴之风。所以,最初的清谈家多酒徒。竹林七贤之类,如阮籍、刘伶等,皆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好酒之人。
后来,清谈之风渐渐发展到一般文人,对这些人来说,整天与酒肉打交道,一来经济条件有限,二来也觉得不雅。况且,能豪饮终日而不醉的毕竟是少数。酒能使人兴奋,但醉了便会举止失措,胡言乱语。而茶则可竟日长饮而始终清醒,于是清谈家们从好酒转向好茶。所以后期的清谈家岀现许多茶人,以茶助清谈
之兴。《世说新语》载:清谈家王濛好饮茶,每有客至必以茶待客,有的士大夫以为苦,每欲往王濛家去便云“今日有水厄”。把饮茶看做遭受水灾之苦后来,“水厄”二字便成为南方茶人常用的戏语。梁武帝之子萧正德降魏,魏人元义欲为其设茶,先问:“卿于水厄多少?”是说你能喝多少茶。谁想,萧正德不懂茶,便说:“下官虽生在水乡,却并未遭受过什么水灾之难。”引起周围人一阵大笑。此事见于《洛阳伽蓝记》。当时,魏定都洛阳,为奖励南人归魏,于洛阳城南伊洛二水之滨设归正里,又称“吴人里”。于是,南方的饮茶之风也传到中州之地。有位叫刘镐的人效仿南人饮茶风气,专习茗饮。
彭城人王勰对他说:“卿好苍头之厄,是逐臭之夫效颦之妇也。”说他是附庸风雅,东施效颦。《洛阳伽蓝记》说,自此朝贵虽设茗茶而众人皆不复食。可见当时的饮茶之风仍是南方文人的好尚,北朝尚未形成习惯。
今人邓子琴先生著《中国风俗史》,把魏晋清谈之风分为四个时期,认为前两个时期的清谈家多好饮酒,而第三、第四时期的清谈家多以饮茶为助谈的手段,故认为“如王衍之终日清谈,必与水浆有关,中国饮茶之嗜好,亦当盛于此时,而清谈家当尤倡之”。这种推断与我们所看到的文献材料恰好一致。
如果说陆纳、桓温以茶待客是为表示节俭,只不过摆摆样子,而清谈家们终日饮茶则更容易培养出真正的茶人。他们对于茶的好处会体会更多。在清谈家那里,饮茶已经被当做精神现象来对待。
